【311的記憶與未來 #01】當時的不甘心，造就了現在的我 —— 稻葉基高
對於擔任空中搜救醫療隊「ARROWS」負責人的稻葉醫師來說，311東日本大地震是他第一個踏入的災難現場。「只要到了災區，一定能幫助到人，絕對能發揮作用。」但是，那次經驗卻像創傷般，至今仍作為「最痛苦的記憶」深深刻在腦海中。被不甘心與羞愧感支配的 3.11 經驗，即便到了現在，依然盤據在他記憶的核心。本篇文章將帶著大家，與他的回憶一起，探索這段心路歷程。
最艱辛難熬的經驗
東日本大地震發生時，稻葉醫生人在哪裡？
當時我在岡山濟生會綜合醫院擔任外科醫師，地震發生時我正好在動手術。手術結束回到休息室後，電視上傳來汽車被海嘯沖走的畫面。大家意識到發生了重大事故，全都震驚得說不出話來，僵在原地遲遲無法反應。
由於我當時除了是岡山濟生會綜合醫院的外科醫師，也同時也是厚生勞動省 DMAT(災難醫療救護隊)隊伍的成員，便立刻進行動員準備、在醫院待命等待通知。
大約下午3、4點左右，我接到了出動指示：「明天早上 6 點將有自衛隊飛機從大阪伊丹機場飛往(岩手)花卷機場，請能趕上的隊伍前往集合。」我趕緊搭上醫院救護車前往伊丹機場，國內各地 DMAT 隊員紛紛匯集。我與首批約 60 名成員一同搭上自衛隊的飛機前往花卷機場。
這次東日本大地震的緊急支援，是我第一次參與災區救災行動。
最艱辛難熬的經驗
2011年3月12日，大阪伊丹機場。身為 DMAT 成員，稻葉醫師搭乘自衛隊軍機前往花卷機場。
在那之後，您被分派到哪裡？進行了什麼樣的支援工作呢？
常有人問我「最辛苦的災害支援是哪一次？」，到目前為止，我的答案都是東日本大地震。原因在於，我雖然到了花卷機場，卻在那裡寸步難行，最後什麼也沒能做到。
當時的構想是在花卷機場開設 SCU（Staging Care Unit，機場後送的臨時醫療設施據點），我們將負責對送來的患者進行急救，並根據需要轉運到東京或札幌的大型醫院。實際上確實轉運了幾位患者，但問題在於要把患者集中到機場本身就很困難；另一方面，我們也沒有辦法前往受海嘯侵襲的地區。
那時心中充斥著不甘心、羞愧、無處宣洩的憤怒，各種複雜的情感交織在一起。本以為到了災區就能救人、絕對能派上用場，結果到了那裡卻等不到患者，我們也出不去。只能裹著為患者準備的毛毯，在無能為力中看著時間一分一秒流逝。
當時，地方婦女會的人送來手捏飯糰，但我因為內心過於慚愧而沒有胃口，甚至開始思考：我們這些人的到來，會不會反而成了災區的負擔？無力……比起無力感，那是一股更進一步的「慚愧感」籠罩著我——我不僅什麼都做不了，還在給人添麻煩。
這種念頭隨時間推移愈發強烈，最後我對上司說：「待在這裡只會添麻煩，我們早點回去吧。」於是，我們真的在什麼都沒做的情況下從花卷機場撤離了。那次經驗成了我心中最艱辛、最難熬的回憶。
2011年3月12日，大阪伊丹機場內的SCU現場。
決定跨入民間 NPO 的轉捩點
時隔七年後的 2018 年，您毅然決定轉職到和平之風，擔任空中搜救醫療隊「ARROWS」的負責人。
帶著在東日本大地震中一事無成的不甘心，回到岡山後，我一邊繼續從事急診醫師工作，一邊重新學習災害醫療。每當學到新知識，我就會想：「如果那時候知道這個方法，應該能多做點什麼吧。」在不斷學習的過程中，有一天，我接到了和平之風大西代表的聯繫。
雖然有醫生創立 NPO 或以兼職身分投入 NPO，但在日本，做為正職員工的「NPO 醫生」恐怕絕無僅有。因為沒有前例，我對於這樣的邀約非常煩惱。向身邊的人諮詢時，幾乎所有人都給出反對意見。儘管如此，東日本大地震時那種無能為力的感覺始終揮之不去，我的心中一直有個念頭：若未來再次發生重大災害，自己真的還能以現在的立場面對嗎？
如果只是聽命行事、只做被交辦的事，我想我恐怕永遠無法跨越在東日本大地震時感受到的那種不甘與羞愧。
就在那時，大西代表對我說：「雖然我們是民間組織，但我們要挑戰公家機關做不到的事。我想打造一支能彌補公家機關不足的團隊。」這種想法是我當時完全不曾有過的，越想越覺得這其中蘊含著不容忽視的可能性與魅力。在反覆思後，我決定挑戰這次重大的職涯轉變。
2018年7月12日，岡山縣倉敷市。加入和平之風後，稻葉醫師的首度出勤——西日本豪雨救援行動。圖為稻葉醫師於倉敷市立薗小學的教室內進行診療。
什麼是災害醫療？今後「ARROWS」追求的目標
災害醫療在醫療領域中是很特別的嗎？
災害醫療並沒有專門的手術，現場也不存在特別的術式或手法。
災害醫療其實是日常醫療的延伸，而所謂的「災害」，其中一個面向就是日常醫療無法正常運作。從醫療觀點來看，因為水災或地震導致平時的醫療照護無法提供，這種狀態本身就是災害。
那麼，什麼是災害醫療？我認為，在災害這種艱困的時期，如何維持平時的醫療體系，或盡可能地將其重現，這就是災害醫療。
2024年1月2日，石川縣珠洲市內的一所學校。受到造成嚴重傷亡的能登半島地震影響，市內陷入斷水斷電，醫療救援在漆黑一片的教室中持續進行。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需要具備什麼？
重要的是要理解「災害發生時什麼會變得無法運作」，以及「外部該如何提供支持」。
例如在醫院，患者被送到醫生面前，診斷後該做什麼都有一定的流程。在這種體制下精進技術、累積經驗，就能拯救更多生命。
但在災害現場，患者不會主動過來。根據受災情況，有時甚至無法抵達患者身邊。災害現場最根本的問題是：連患者在哪裡都不知道。因此，除了醫療，還必須構建一個包含交通運輸方案、與健康息息相關的物資支援，甚至是基礎設施修復在內的全面性支持體系。將這些環節扣連在一起，才能延續更多生命。
在災害現場，光靠醫療是救不了所有命的。如果只是等待指令、聽命行事，能救到的生命非常有限。這正是我在東日本大地震中學到的深刻教訓。
2024年1月2日，石川縣珠洲市內的倒塌民房。與消防單位通力合作，投入搜救與救援行動。
空中搜救醫療隊「ARROWS」作為災害支援專業團隊，其組織架構正具備了這種在災區進行全面支援的能力。
經歷了包括能登半島地震救援在內，這幾年的經驗，我覺得團隊已經成長為可以涵蓋醫院醫護人員無法顧及的領域。接下來，我們將提升成員的個人技能與經驗，進一步強化團隊戰力。同時，為了因應未來可能發生的南海海槽大地震或首都直下型地震，我們必須進一步擴大支援體系的規模。
單靠「ARROWS」少數人前往災區是有極限的，因此我覺得必須持續與 DMAT 或紅十字會等大型組織進行良好的合作。
在這之中，ARROWS 扮演什麼角色？團隊的目標是什麼？
我希望承擔起只有「災害醫療專職團隊」才能勝任的角色。這不僅僅是運用直升機或船舶所具備的機動力，更包括在災區所能提供的災害醫療品質，例如對患者的關懷與說話方式所展現出的溫度，以及在緊急階段過後仍持續陪伴的中長期支援等。正是因為我們熟知災害現場，才能提供如此細緻的協助。與其他團隊合作，同時鑽研唯有我們能做的事，這就是 ARROWS 未來的目標。
換句話說，我希望這是一支在災區能靈活應對、無所不能的團隊。透過 ARROWS 填補缺失的拼圖，讓整體運作更順暢，進而創造出單憑我們無法達成的重大創新。我希望 ARROWS 是那個啟動變革的契機。
最後想請問，東日本大地震的記憶在稻葉醫師您的心中依然鮮明嗎？
即便過了 15 年，它依然在處在我記憶的核心。其實去年為了(岩手縣)大船渡山火災的緊急支援，是我自 311以來睽違 15 年再次前往花卷機場。當時各種景象與情緒就像昨天才發生過一樣，強烈地湧上心頭。
今後就算發生災害，且我也幫助了某些人，這段記憶恐怕也不會消失。
但當時的不甘心無疑造就了現在的我。正因為有了東日本大地震的苦澀經驗，在能登半島地震的支援中，我能以完全不同的思維展開行動。與自衛隊協作前往孤立村落，我感覺在那樣的現場，我已經竭盡所能。
有趣的是，與東日本大地震鮮明的記憶形成對比，我對能登半島地震緊急支援時的記憶反而有點模糊了。雖然留有影像記錄，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但在現場的情緒卻不太記得了。我想，那正代表我當時正拼命地思考、再思考，全身心地投入到當年沒能做到的事情——與患者和災民面對面的援助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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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搜救醫療隊 ARROWS
醫師 / 專案負責人
稲葉 基高
在國內外擁有豐富的災害醫療支援經驗。憑藉其救急科專科醫師、外科指導醫、消化器外科指導醫、重症醫學專科醫師、社會醫學系指導醫及統括 DMAT 等專業資格，致力於推動重視現場視角的救援行動。
